Year: 201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振宁 2010-12-17 “关爱基金”在政府主导、商界支持下建立,在扶贫上可能事半功倍。但筹款方法需作检讨,其督导委员会的架构、监督制度等方面需要顾及社会疑虑,完善有关安排。港府如何运用公共权力,充分发挥商界的力量,是一大政治考验。 今年港府施政报告的重点之一是设立“关爱基金”。该基金由政府与商界各出五十亿港元,目标是为基层市民提供综援计划不能提供的多方面支持。 “关爱基金”在政府主导、商界支持下建立,集合了权力和财富两大力量,在扶贫上可能事半功倍。但是,“关爱基金”作为新尝试,筹款方法需作检讨,其督导委员会的架构、监督制度等方面需要顾及社会疑虑,完善有关安排。更重要的是,港府如何运用公共权力,充分发挥商界的力量,是一大政治考验。 筹款方法需要周详考虑 设立“关爱基金”的消息公布后,多个财团纷纷响应,但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一些忧虑。 从社会福利界的角度出发,企业大多限定每年的捐款总额,以向股东交代。商界向“关爱基金”大力捐助,同时行政长官更公开表示会研究该基金让公众捐款。这难免令其它慈善机构忧虑可筹善款下降。2009/2010年度,即使是香港知名的慈善机构如公益金和乐施会,各自也只筹得2亿多港元的善款。而2007/2008年的课税年度,利得税和薪俸税项下获扣除的认可慈善捐款分别为25.1亿港元和45.2亿港元。从这组数字可见“关爱基金”所获得的捐款额已超过香港全年的捐款总额的三分之二。所以,其它慈善机构的忧虑并非没有道理。当然,大财团未必会因为捐款予“关爱基金”,便即时停止向其它慈善机构捐款,有关的后遗症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浮现。因此,港府需要不时监察社会上慈善机构的财政状况,认真处理有关捐款减少的投诉,甚至在基金中预留一定资金,随时向有需要的慈善机构提供支持。 筹款方法上,行政长官表示,曾主动接触一些商界领袖,询问他们对设立基金的态度。虽然行政长官热心扶贫,对社会绝对是好事,但是行政长官亲自询问的做法,至少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予人感觉政府将商界划分为两批人士,一部分为政府重视的,一部分为政府疏远的。这可能令后者觉得被忽略,捐款意欲减少,甚至作出反弹。第二个问题是施政报告公布“关爱基金”由政务司司长担任督导委员会主席。由于社会有不少揣测指司长会参与2012年行政长官选举,这令很多商家面对不少压力,因为捐款与否、快慢、金额大小等都可能被社会视为政治表态。因此,港府应一视同仁,向商界作出公开呼吁,并组织讲座,向商界代表解释“关爱基金”的设立原因、理念、目标、运作方式、监察机制、参考经验等,吸引更多商界人士参与。 另外,香港不少商家热心公益,但是对外公开是否捐款、金额多少等都可能引来一连串麻烦,例如来自亲朋的无穷索求、来自各个机构的捐款要求、来自社会的评论揣测等。捐款的商家会因此陷入长期的不安之中。所以,港府应对捐款者的名称保密,社会亦不宜争相比较各商家的捐款金额,这可减少不少商家的顾虑。 港府还要仔细考虑是否让公众捐款予“关爱基金”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上文所述,有可能缩减了其它慈善机构的善款收入;二是设立“关爱基金”最初的目的是鼓励商界参与扶贫工作,若公开募捐则有违政府的原意;三是向商界募捐50亿港元善款的目标大多会顺利完成,向公众募捐会令基金超出政府原本的目标,进而引起是否会利用公帑再作配对的争议,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运作机制有待建立健全 特区政府日前宣布了“关爱基金”督导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该委员会由政务司司长作为主席,并邀请了商界、社福、教育、医疗、劳工、政界、地区等有关界别的代表。邀请对扶贫有深入了解的专业人士和前线人员参与,显然有助于“关爱基金”切实发挥作用。 值得留意的是商界代表在委员会内的角色。“关爱基金”的资金来自两方面,一是商界捐款,一是政府出资,两者金额均等。商界当然希望在委员会的运作上起主导作用,或至少扮演重要角色,以把握机会消弭社会上的“官商勾结”指控;市民则希望其金钱用得其所,港府作好把关的角色。港府如何平衡商界和市民的期望,是一大考验。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表示,设立“关爱基金”的目的是鼓励商界参与扶贫工作。除了捐款外,出资一半的商界可以如何在该基金内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是需要处理的问题。若然商界代表一如以往,只是担当被咨询者的角色,这可能有违施政报告成立“关爱基金”的原意。 “关爱基金”应由政务司司长主导,配合政府施政,推出扶贫措施,或是督导委员会自行研究、制定及落实扶贫措施,审批各方的申请。前者的话,若然商界在委员会内得不到充分的发言权,难免商界质疑捐款成为政府施政的补贴,仿如纳税一样。 另一问题是谁来监督“关爱基金”。“关爱基金”的资金有一半,即50亿港元来自公帑。虽然港府设定行政费用上限,但是若政务司司长的角色是主动参与委员会的扶贫工作,便产生监管缺位的问题。另外,港府欲让“关爱基金”发挥“及时雨”的角色,减化审批程序,这的确可以快速回应社会诉求,让有需要的人士渡过难关,但是公帑始终是纳税人的金钱,如何监督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需要设立市民认为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免“关爱基金”被滥用,这亦可减少社会对该基金各项举动的政治揣测。 至于“关爱基金”的资金如何应用,建议可用于完善药物名册,让病人可以享有更好的支持;开设更多图书馆和自修室,让学生有更多学习空间;设立设备完善的小贩买卖区,重新建立公屋居民的廉价消费圈;兴办更多课程,让内地新来港人士和少数族裔可以更快融入香港等。 这些措施都值得政府考虑。政府可就“关爱基金”的架构、角色和定位、监督制度、建议推行措施等进行公众咨询,凝聚社会共识。 及早谋划扶贫长远之策 特区政府亦应争取时间,尽快修补社会安全网。相比港府的扶贫政策,“关爱基金”的确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拘一格,可快速、弹性地回应社会诉求。但是,香港贫富差距的原因有社会、经济等结构性问题,例如全球化下的城市分工、人才市场的二元化、城市规划失误等。港府仍需推出长远政策,根治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另外,“关爱基金”也好,社会安全网也好,两者只触及基层的需要,施政报告对中产阶层的支持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楼价飙升,“置安心资助房屋计划”远水不能救近火;物价上涨,中产阶层的工资增幅亦未必能应付不断增加的生活需要。特区政府需及时推出政策,支持基层和中产阶层。 围绕“关爱基金”的争议亦向港府提出警示,就是政策在推出前需有周详计划和形势评估,尽量避免引起社会上不必要的政治猜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0-12-14 在物价迅速上涨的时期,政府需要出台一些能够切实解决基层民众生活的措施。可靠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一国管理通货膨胀的重要基石。 2010年10月,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升至4 .4%,中国政府认为这是通胀的信号,因此采取了一些货币和行政措施。本文主要讨论通胀的成因,并就政府管理通胀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多重因素加剧中国通胀 对于这一轮通胀的源头,说法还比较多。一种观点是,通胀源自于欧美为了挽救本国经济所采取的各种货币政策。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大量的新增货币流入市场。这些货币虽然可能提高了美国国内商机和就业机会,不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加剧了热钱流入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的风险。第二种观点是,在美元持续贬值之下,许多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位。黄金价格在金融危机之后一路攀升,而棉花价格更是升至一百多年来的最高位。这些大宗价格涨价引起连锁反应。因此,主要的各种商品也开始涨价。第三种观点认为外围的宏观经济环境是次要因素,而内因更为重要。中国内部也有大量的闲散资金没有出路。因此这些资金可能推高各种商品,比如红茶热和黄龙玉身价暴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因的重要性无法低估。不过,我们不应过度强调外因。在过去的五六年间,中国经济层面上最受关注的就是房地产市场问题。其实在房价非理性上涨的时候,一些学者在五年前已经要求政府充分关注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的后遗症:房价上涨之后就会带动租金上涨;而店面租金上涨就会直接推动各种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服务业价格全面上涨。比如菜农的蔬菜可能不贵,不过超市因为租金增加就要求提高蔬菜的价格。而中国的事情就是有些蹊跷,在房价快速上升的时候,租金上涨刚开始并不明显。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只要控制在买房者和卖房者两个主体之间,房价上涨不会对其他行业构成威胁。很遗憾的是,租金市场的价格随后也是大幅上扬。因此麦当劳等企业的提价自在情理之中。而再过数年,所有的居民都将发现与房地产业即使是毫无相关的产品也会处于涨价之中。 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还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本来没有买房欲望的人加入买房的行列。这被称之为“买房抗通胀”。这个现象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荒谬之处。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现在的房地产价格不可能持续在高位运行,不过还是为了短期的利益加入买房的队伍。“买房抗通胀”在短期内为一些人群提供了防通胀的措施,不过从长远来看,负面作用难以估量。一是大量闲置住宅将加速泡沫的破灭,二是短期内制造了大量的新贵。不过,这些新贵并不是从实体经济中获利的,因此对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相当有利。从实体经济移向房地产行业,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是一种效率损失。从社会层面上分析,投机而不是勤奋劳动得到更大的肯定,是一种退化。而房地业过热就会直接贡献于通胀问题。 不同学术流派的人对通胀的解释,视角完全不同。不过,许多学者认为通胀实际上就是银行过度发行钞票所致。比如凯恩斯曾经说过,基于通货膨胀,政府就可以暗地里征收着国民财富。这种办法可以使大多数人变穷,而少数人因此变富。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中,凯恩斯对通胀是持宽容态度。中国的央行是否过度发放货币?官方的口径大多数情况下是否定的。甚至官方在更多时候指责外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失当导致中国的热钱泛滥。不过,有些人仍然认为中国的货币发行是通胀的重要原因。比如,2000年,我国GDP是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后者比前者多了4.6万亿元;2009年我国的GDP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是60.6万亿元,因此后者比前者多出了27.1万亿元。 中央政府出招稳定物价 通胀的严重后果是现代人所熟知的,所谓“通胀猛于虎”。不用说更早的年代,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多数通胀严重的年份,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都会增加。比如1985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9.3%,1988年是18.8%,1989年是18%。最近的2008年是5.9%。虽然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近年来大多控制在5%以下,不过,其真实性常被各界质疑。2006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录得1.5%的上涨。而百姓的看法是物价上涨远远不止5%。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8%,百姓们也不认账。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编制所暴露的问题体现了政府应对通胀的策略。一是房地产价格被有意剔除出去。中国这套计算方式是从原来计划体制延续而来,因此与所谓国际惯例相符合是不合逻辑的。另外房地产价格与其他商品价格有密切关系,在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的情况下,把房地产价格剔除出去显得不妥。统计部门完全可以在公布一套剔除房地产价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时再公布一套有房地产价格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此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所调查的样品也相当重要。许多被列入抽样的商品并不是主流的商品,这样的指数往往很难全面反映通胀的程度。此外,被抽样的商品在指数中的权重也相当重要。而这些数据、计算的公式都没有很好的论证,也没有公之于众,因此各种批评也在所难免。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澳门,温总理对民生问题关切程度让外界刮目相看。他不断地提及民生问题的重要性,还要求当地政府加大公共支出力度以扶持民生。《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国发〔2010〕40号)出台的目的是解决民生之困。 先说两项值得肯定的措施。一是要求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也就是对各种低收入人群(比如城乡低保对象等)发放临时性的价格补贴。对于高校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提供更高的食堂补贴。二是要求尽快将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标准与当地物价挂钩。原有最低生活保障线往往滞后通货膨胀,这给扶贫政策带来被动。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的人对物价上涨是最敏感的。如果每次调整都处于滞后状态,就会削弱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实际作用。因此,预先调整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标准能够较好地解决贫困人群反通胀的问题。 不过,文件提到的许多措施仍然是带有很强的计划色彩。比如要求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具体的措施是要求城市政府扩大速生蔬菜生产规模,增加越冬蔬菜供应。此外文件要求煤电油气运之间要建立协调机制,确保冬春季能源供应。煤炭主产区政府要组织好煤炭生产,尤其是安排好元旦、春节“两节”期间的生产,不得干预煤炭外运。煤电双方要做好明年电煤供需合同,其中煤炭行业需要加强自律,保持价格稳定。石油企业要增加柴油产量,满足市场的需求。而电业行业不能随意拉闸限电。 公共政策重在可执行。从实际的生活来看,这些要求在通胀管理方面的作用有限。比如现有政府很少自己直接经营城市蔬菜生产,增加越冬蔬菜供应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逐利的菜农们也许认为产量越少越好,这样一来菜价贵,人工成本也低,利润更加丰厚。同样的道理,石油企业在油荒的时候往往考虑如何限量生产。油价大幅上升后,单位利润就成倍地上升。这一套商业规则已经在中国运行近二十年了。市场主体的力量早已不受计划手段所约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用老办法只能是“刻舟求剑”。 除此之外,房地产业的问题仍然值得讨论。从这五六年的经验来看,房地产业过度活跃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之所以过往稳定房价的政策大多归于无效,就在于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卖地冲动。地方政府持续有缺钱的担忧。土地出让金就成为地方积累自信的重要渠道。因此要减少地产价格对通胀的影响,中央需要有更实质的动作。 标本兼治应对通胀之策 笔者建议政府在应对通胀方面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在物价迅速上涨的时期,政府需要出台一些能够切实解决基层民众生活的措施。比如政府要给低收入阶层进行较丰厚的补偿。对一些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要根据其生活负担进行各种减税和退税。对于城市居民,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公共房屋建设。在通胀较高的时期,要对公共房屋进行免租。 可靠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一国管理通货膨胀的重要基石。当前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广受质疑,中央政府应该着力解决指数的构成和权重问题。在房地产价格是否进入指数的争议解决之前,国家统计局可以公布两套数据。最关键的是,统计局要将所有的计算方式公之于众。...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0-12-14 刚刚落下帷幕的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展览则超越文化界别,成为轰动全城的社会现象。三个星期来,近百万港人慕名前往,创下香港单一展览最高门票销售记录,平均每七名港人中就有一人观看了这一展览。 香港与《清明上河图》颇为有缘。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清明上河图》真迹“出宫”赴港展出,掀起热潮。香港文化人赵广超的《笔记<清明上河图>》一书,以独特的创意来解构《清明上河图》,问世后一直在两地文化界颇得赞誉。至于香港未来文化地标“西九文化艺术区”的三个构想蓝图中,严迅奇就以《清明上河图》为设计概念。而刚刚落下帷幕的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展览则超越文化界别,成为轰动全城的社会现象。三个星期来,近百万港人慕名前往,创下香港单一展览最高门票销售记录,平均每七名港人中就有一人观看了这一展览。 动态版《清明上河图》之所以能够轰动全城,至少得益于以下几种合力。一是品牌力,《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中华文化瑰宝,文化的顶级品牌;二是创新力,内地著名的制作团队“水晶石数字科技”以先进的三维动画技术,重新演绎《清明上河图》,生动再现千年之前汴京的繁华街景、自然风光和市集人物、牲畜,古代艺术与现代科技的出色结合,视之无不叹为观止;第三是传播力,动态版《清明上河图》作为上海世博中国馆的镇馆之宝,之前为媒体所广泛报道,也在民众中口碑相传,世博闭幕即移师香港,延续世博效应,因此轰动上海在先,惊艳香江其后。   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展览虽然曲终人散,但是由此引发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特首曾荫权10月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要把目前的德育、公民教育和国民教育课程整合为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学科。这本是香港教育应有之义,也是推动民众人心回归之途。但是,由于香港社会人口构成的特殊历史背景,这一措施的公布,还是在社会引起不少讨论、争议,甚至有教育界中人为此在报端笔战。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在上海世博闭幕仅仅一周之后迅即移师香港,此中当也不乏增强港人国家感情之考虑。同样是加强国民教育、推动民众了解国情,为何社会反应如此迥异? 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展览,不需要任何人鼓动,百万人争相购票入场,在这股热潮中,你看不到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分歧,在亲建制和亲反对派的媒体上读不到什么争议。这就是中华文化影响力、感召力的最佳证明。台湾国家文化总会刘兆玄教授曾说,中华文化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香港和内地之间,何尝不是如此? 与其硬销国情、灌输国情,不如润物细无声,从人类的同感心出发,在中华文化的宝库中挖掘更多更好的资源,以求潜移默化,扩大认同。不仅香港的人心回归应当如此,中国在海外提升软实力的公共外交,也应着重发挥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既然可在香港展出,未来是否也能落实到东南亚巡展? 在这股热潮中,“水晶石”公司的创意令观众拍案叫绝,这种传统与现代科技的出色结合令人赞叹。但是,必须看到,民间力量主导,在市场环境中自由竞争,才是如是创意得以产生的关键。同样,面对海内外的文化软实力构建,也应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只宜出题目、搭平台,主角由民间企业来唱,通过市场的筛选机制,让文化创意源源不断地涌现。 香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本来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之地,面向海内外的广大市场,加上全球资讯的开放、流通,香港的设计人才得风气之先,视野开阔,加上市场机制成熟,法律健全,文化创意的市场化运作拥有广阔的天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和流行音乐风靡神州大地,影响力远及东南亚地区,那是香港文化创意产业的黄金时代。如今,尽管特区政府大力扶持,内地不断开放市场,但是香港文化创意产业却似乎总是给人一种欲振乏力的感觉。“水晶石”能够在国际上打响名堂,难道不值得香港文化创意业界好好反思?难道3D技术只能用来拍电影? 其实,从香港的人心回归到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构建,正是中华文化复兴进程的一环。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华文化复兴也愈为紧迫。“十二五”规划把文化产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发展,甚有深意。以香港之独特地位和优势,香港文化产业当在中华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香港业界精英也当有所作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10-12-10 蓝营止跌,绿营没输,未来两年台湾政界高层至少会维持一个较为稳定的,亦即是蓝营由马英九当家、绿营由蔡英文领头的“双英会”局面,让台湾政局更具“可预测性”。 要分析刚刚结束的台湾“五都选举”结果对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可能影响,专家们一般都会将分析和推论分成两个层次:微观层次,针对台湾内部各方政治势力特别是具高度影响力的个别政治人物及其代表的派系,分析选举结果所造成的最新权力对比和变化趋向;宏观层次,分析“五都选举”结果对台湾海峡两岸四地关系,甚至亚洲地区中美之间的权力均衡现状,造成什么样的显著影响。但是,不管如何,在分析和推论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台湾五都选举的基本性质和具体意义何在。 未来政局风向标 所谓“五都选举”,其实是指台湾“行政院”直接管辖的台北市、新北市(即以前的“台北县”升格而成)、台中市(由原来的“台中市”和“台中县”合并升格而成)、台南市(由原来的“台南市”和“台南县”合并升格而成)和高雄市(由原来的“高雄市”和“高雄县”合并升格而成)五个具有“大都会”(metropolis)性质的“直辖市”所进行的“市长、议员及里长选举”的简称。就选举的基本性质,亦即根据这次“五都选举”要选出的公职人员性质来看,其实是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地方行政长官”(市长)、“地方民意代表”(市议员)及“基层公职办事人员”(里长)的“地方选举”,并未牵涉到台湾最高当局的政权更迭,其重要性是有一定限度的。 可是,由于“五都选举”的总体选民人口约占全台湾总体选民人口的六成(59.56%,台湾“内政部”户政司截至2010年7月底的统计数字),可能当选的市长候选人都是蓝营(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和绿营(民进党、台联)的重量级政治精英,选举结果不但牵涉到未来蓝绿政治版图的变化,更被视为2012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或者马英九政府的一场期中考试,甚至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因此,才会格外受到台湾内外的重视。 在选举制度方面,三项选举各有不同。市长选举采“大选区单议席不可让渡单一投票制”,亦即“不是全有,就是全无”的“PK淘汰制”,这对同属大党的国民党和民进党较为有利,小党或无党派候选人很难当选;市议员选举采“中选区多议席不可让渡单一投票制”,此制度对小党候选人较为有利,因为只要选区中有百分之十至二十左右的选民(视席位多少而定)支持,便可顺利当选;里长选举采“小选区单议席不可让渡单一投票制”,与市长选举类似,但政党因素影响不会太大,最主要是看候选人平时在选区(里)内的服务是否令过半数以上的居民满意。 就选举角度来看,市长、市议员和里长三项公职人员之间的关系是:里长不但是市长在政府基层落实政策的公职人员,还是选举中最重要的拉票助选人员(椿脚);市议员不但平时要监督市长(市政府)的工作,还要担任本党更高一级选举人(市长、“总统”、立法委员)的椿脚;市长利用市政资源去帮助本党的市议员及下级的里长获得政绩,更要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或立法委员候选人拉票助选。 国民党仅仅惨胜 此次“五都选举”,从席位来看,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得三席(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民进党得两席(台南市、高雄市),国民党以3:2险胜民进党;市议员选举方面,国民党130席,民进党130席,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总席位首次打成平手,改变了过去多年以来国民党席次较多的局面;里长选举总计来说,仍是蓝营支持者较多当选。 从总得票数来看,国民党总得票数(336,9042票,占44.54%),比民进党(377,2373票,占49.87%)少了约40万票。不过,如果考虑到高雄市选举中,由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站台助选及弃保效应而跑到(原民进党高雄县县长)无党派候选人杨秋兴身上的约43万多票,蓝营和绿营的总得票数应该是打成平手。 一般来说,影响选情的主要因素至少有四项,即候选人、政党、政策政纲和突发事件。在这次“五都选举”中,四项主要因素都不断出现和发生作用,尤其是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之子、党内外形象都相当良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被新北市永和市黑帮分子“马面”枪击头部重伤的事件,将投票率从本来预计的60%至65%,拉高至70%左右,影响选举结果最为明显。枪击案的发生令台北市、新北市和台中市的蓝绿对峙局面基本盘(60对40或55对45)马上恢复过来,不但令苏贞昌败给郝龙斌,还令蔡英文无法拉倒朱立伦。 如果综合所得席位和总得票数两项最重要的指标来评比,这次国民党即使是胜利,最多只是一次止跌回稳的“惨胜”,从过去两年连续四次选举惨败后,可以暂时喘一口气而已。至于国民党日后能否慢慢回升,谷底反弹,还要视未来两年马英九政府陆续推出的种种政策,是否能够“利好”大多数台湾人民,同时令人民感觉得到经济真的有所好转而定。 对国民党来说,比较有利的是保住三个大型都市(台北市、新北市、台北市)的行政长官(市长)职位,可以继续利用三大都市的庞大行政资源,在未来两年到四年,以空间换取时间,加快培养2016年可与民进党候选人一拼的政治新生代出来接班。 对民进党来说,该党能从2008年“总统’大选惨败给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约220万票后的分崩离析中很快地恢复元气,连胜数场,迄今仍然升势未停,在最具未来“总统”选举结果指标的总得票数(得票率)上超越国民党,应是许多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交叉影响所致。 客观原因是台湾内部经过陈水扁在台上执政的八年折腾,经济一直向下寻底,再加上全球金融海啸引起的经济衰退对台湾经济打击极为严重,换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党继任上台,都很难在短期之内有效逆转颓势。 主观原因则是蔡英文的领导有方,不但迅速与“台湾之耻”陈水扁彻底分割,还逐步修正激进台独路线,不断向中间选民靠拢,在大陆政策上亦不再“逢中必反”等等路线转变有关。 但是,民进党能否将今次“五都选举”的胜利成果,延续到2012年3月,转化成民进党的选票,未来两年之内却仍然存在很多变量,不能据此简单地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推论”。 “双英会”格局成型 对关心台湾海峡两岸四地关系的人士来说,这次“五都选举”的结果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蓝营止跌,绿营没输,最直接的影响是未来两年台湾政界高层至少会维持着一个较为稳定的,亦即是蓝营由马英九当家、绿营由蔡英文领头的“双英会”局面,让台湾政局更具“可预测性”,内部也更能团结一致地去应付接踵而至的种种内外挑战。 事实上,如果这次选举出现国民党小输民进党市长一席(二比三)的话,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首先就得下台;输了两席(一比四)的话,马英九就要辞去党主席的职位,吴敦义也要辞去“行政院长”;如果输足三席(零比五),不但马英九政府未来两年会变成“跛脚鸭”,2012年“总统”候选人也轮不到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出选。这些政治变化对台湾内部的打击究竟有多大,不言而喻。 对民进党来说,由于苏贞昌大败于郝龙斌约17万票,而蔡英文拿到超过100万票,就2012年台湾“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之战来说,根据民进党的党内提名机制和惯例,苏贞昌可以说是已经“提前出局”,再也威胁不了蔡英文。这对内斗不绝的民进党来说,也是一件相当有利的事情。至于是蔡英文配搭苏嘉全还是苏贞昌,甚至高雄市长陈菊,就要视一年之后的最后局势而定。...
易衡 2010-12-09 如果要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从根子上避免上海这类悲剧重演,则不是“楼房太高”、“管理不够”以及“无牌电焊工素质太低”可以解释的。一味指责与全盘否定“中国模式”更不可取。 一场上海大火,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各种反思纷起:没有牌照的电焊工为何可以上岗?建筑装修中的易燃材料为何像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样难以消除?一个装修工程,层层转包,层层扒皮,到后来付出的代价是几十条生命,房屋建筑的监管部门都干什么去了?有人开始质疑“中国模式”,更多的人把焦点转向了高楼大厦,这些曾经让上海骄傲的摩天大楼,第一次在这块土地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各种反思都是合情也合理的,每一个质问都能让我们在减少人祸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小步。然而,如果要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从根子上避免这类悲剧重演,则不是“楼房太高”、“管理不够”以及“无牌电焊工素质太低”可以解释的。一味指责与全盘否定“中国模式”更不可取。这篇短文先从上海大火来检视“中国模式”。 什么是“中国模式”?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政治上又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差异较大,这种情况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模式”。中国模式又称“中国道路”,通常是指中国经济模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表现引人注目,“中国模式”并不是中国人提出,而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中国社科院11月18日发布的蓝皮书总结出中国模式“内核”:坚持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调控模式,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模式,坚持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模式,坚持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发展模式。 说到“中国模式”,学界与社会上都往往出现两种极端,那些强调有“中国模式”的人过分夸大“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把中国特殊时期与特定条件下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归结为一种单一的模式,甚至以此作为中国的软实力向世界推销;而否定 “中国模式”的人又是从相反的立场出发,为了否定而否定,把中国几十年的发展都尽量贬低,完全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优势。 笔者认为双方都有失偏颇。其实,走出了一条不同道路的中国在政治上有“特色”,在经济上也有“中国模式”,只不过这个“模式”有优点,也同时存在着缺点。只有认识到优点并发扬光大,想方设法消除缺点,才是可取的方法。就拿上海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全力承担发展建设上海,在短短十几年里,上海焕然一新,让西方人惊叹。这都是在现有的几个发展模式下(英美强调自由竞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西、北欧强调政府作用和福利社会的“莱茵模式”;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强调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以及墨西哥、阿根廷为代表的强调“华盛顿共识”的拉美模式)很难做到的,这是一个事实,不容争辩。 上海在过去十几年里发展之所以如此之快,和中国政治特色与经济上的“中国模式”不能脱离,“中国模式”在发挥作用。高楼大厦林立,东亚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确立,连外国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惊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现象——“中国模式”。难怪有人断言,谁能破解“中国模式”,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可正是这种来自海外的对“中国模式”的赞叹让我们一些人飘飘然了,殊不知这种前无古人的特色模式,一定同时隐藏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危机。上海大火照射出“中国模式”上的一些严重裂痕,如果我们不居安思危、实事求是,及早发现并研讨对策,加以修正与补救,等到总危机爆发,恐怕就会比上海这场大火更加严重了。复旦大学社政学院副教授程远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很多东西。这场大火敦促我们需要理性看待自身能力,每个人都要自我反省,自问能在危机时刻做什么。” 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很多问题,这并不只是中国才有的问题,也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只要我们适时发现并直面问题,经济的高速发展自身可以消化这些问题。问题在于,为了经济高速发展而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些问题,一些老问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问题一大堆,越积越多,就真正成了大问题,成了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当问题积累到我们的体制自身无法解决与自救的时候,就会走入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用持续不断的高速发展来掩盖问题,而要保持高速发展又必须得掩盖更多的问题,同时,这种高速发展又继续恶化以及制造更多的问题。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问题总的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 就上海大火来说,工程层层转包,明眼人都清楚存在腐败,可腐败已成为常态,也就见怪不怪。然而,我们怎么能够不清醒?这种腐败哪怕再“正常”,也总有一天在某个环节会出现大问题。单纯的经济危机,并不一定会引起社会动荡与国家政权的不稳定,可腐败等引起民愤的因素伴随而来的经济危机,则引发的不再是经济层面的危机。 再拿低廉劳动力的保障与培训来说,这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密不可分。就笔者在西方见识过工作中的建筑和装修工人,用中国的标准,看到他们“慢吞吞”的就很想生气,开工前,他们一层一层用各种装备把自己保护起来,开工后按部就班,到了休息的时候,没钱或者没有休息好绝对不给你加班,该培训的培训,该休假的休假……如果对比一下中国,那完全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工作方式。 我们这里是怎么工作的?为了节约成本,为了提高效率,工人加班已经成为常态,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资从来没有“同步”过,没有经过培训的工人被匆匆上岗……实事求是的说,中国过去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赖这种“低人权”(秦晖,清华大学),高效率常常是以牺牲一些个体的安全与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此类数据不用经济学家去统计,我们普通人都感同身受。 然而,中国经历的这一过程并不是独有的,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当年经济发展到中国大陆这个水平的时候,同样有这种情况出现。有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手段十分残忍,但后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大家开始反思经济发展模式,最终是因为公民社会促使政府采取措施(制定保护工人法律与行业操作法规制度等),弥补了注重GDP与高速发展的特色“模式”造成的缺陷。这一过程的主轴就是注重人权与个人自由。 中国领导人看到了问题所在,并积极着手解决问题。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尤其不久前的“包容性发展”,就是针对“中国模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的解决之道。何为“以人为本”,就是在制度层面把人放到目的的位置上,保障人民福祉与幸福,比什么都重要,经济发展与国家强大,也是为了人民生活得更有幸福更有尊严。 何为“包容性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创举,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一个补充与发展,明确表示“发展”虽然是“硬道理”,但却不是排他的,是可以兼容的,可以“包容”的。当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时段,尤其是当我们需要排除干扰、力挺经济发展时,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作为指导思想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问题越积累越多的时候,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与社会精英会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牌子下忘记了“以人为本”的“硬道理”——他们忽视了某个特定的弱势群体的福祉,甚至会侵害、牺牲个体的利益。 如果说“中国模式”以其经久不衰的活力吸引中外经济学家的眼球,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与时俱进,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第三代领导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不断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促使“中国模式”推陈出新。上海大火暴露出的问题,不是中国“中国模式”出了问题,恰恰是没有更好地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应该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与“包容性发展”的基础上,检讨、修补与完善“中国模式”与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