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9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19-12-30 在违法占中运动后,香港有很多评论认为建制派已失去年轻人支持,但笔者却持不同看法。建制派失去的,不仅仅是青年,而是香港的公民社会。作为公民参与的重要部分,历史上不少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都是由这些组织团体推动,并慢慢汇聚成有生命力的公民社会。 在违法占中运动后,香港有很多评论认为建制派已失去年轻人支持,但笔者却持不同看法。建制派失去的,不仅仅是青年,而是香港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有很多不同的定义,笔者所指的是由共同价值观结合的组织,即透过各自联系建立社会资本、进一步转化及孕育出政治气氛进而推动社会改变的团体所组成的有机体。作为公民参与的重要部分,历史上不少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都是由这些组织团体推动,并慢慢汇聚成有生命力的公民社会。爱国爱港阵营与公民社会的矛盾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大多由年轻人推动,因为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对推动社会改革有较大作用。现时建制派不受年轻人欢迎,不是因为建制派亲大陆,而是因为建制派欠缺针对香港问题的论述,根本未能与当下的公民社会产生互动,更遑论有任何合作。今天我们常说建制派失去青年,根本上是一种误判。现时问题是建制派要无条件支持政府,而青年一代大部分人则是积极参与公民社会,向政府施压。建制派失去的是公民社会,而非仅仅是青年一代。现时香港面临的不是建制派与青年之间,也不是政府与青年之间,而是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回归后没有得到纾缓,反而是通过一波又一波社运掀起一次又一次反政府运动。当然,其中也夹杂着很多其它元素,但政府及社会之间的矛盾是关键之处。回归多年,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央投入那么多资源,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仍未能改善,导致青年人对政府及建制派仍缺乏认同,甚至产生厌恶及憎恨的心理?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两地文化及结构不同,因此有关部门经常在分析及落药时出现问题。最主要的不同其实在于两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有很大差异。在内地,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领导政府,政府针对市场实行宏观调控,相对而言公民社会处于弱势,也甚少有国际联系。这就是中国公务员所在的环境,行政手段基本上能压倒一切。然而在香港,我们一直说“小政府、大市场”,却还少算了一样,那就是非常发达且国际化的公民社会。这个公民社会由不同的非政府组织组成,拥抱不同的理念——有的争取不同的社会诉求,有的为社会不同层面出力,有的是全球性非政府组织的亚洲或香港支部。这些组织不一定都反政府,却会针对现时社会问题作出一定响应及提出要求,因此政府和公民社会往往在某些方面会出现对立。因此,当内地公务员到香港调研或者任职时,很多未能明白这个结构环境的不同。由内地只有一个执政党、大政府、政府宏观调控市场以及弱公民社会的环境,一下子来到香港这个小政府、大市场、超活跃国际公民社会的环境,有很多情况未必能够在短时间内理解,他们很容易出现误判及开错药的情况。看到人心依然未回归,我们必须要承认,过去22年的治港方略并没有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以立法建立健康的公民社会环境既然如此,那么香港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爱国爱港阵营该如何面对活跃的公民社会?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两方面去努力。第一是利用立法去改善香港的社会环境,第二是处理爱国爱港阵营内部的关系。这两步并不能马上处理好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却是必要的准备功夫。立法并不是要限制香港公民社会的发展,而是要导正香港的客观环境,帮助我们重新建立健康的公民社会环境。首先是互联网保护法,又或“假新闻”法,类似于新加坡今年刚推出的针对互联网上假新闻的法律。在由逃犯条例修订所引起的一连串社会运动中,反对派利用互联网不断传播假新闻,煽动仇恨及恐惧,导致社会充满不信任。获得正确的信息是公民应有的权利,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杜绝网上的假新闻。香港可以参考新加坡制定的有关法律,构建健康的信息环境及公民社会。这是建制与公民社会建立良好关系的第一步,否则无论投入多少资源,建制派都会被造谣传谣的反对派抹黑,事倍功半。其次是参考美国相关法律,订立外国代理人法。虽然公民社会的特性就是国际化,但国际化界线应仅限于信息交流及互相学习,而并非以国际化及自由之名干预它国内政。美国早已制定外国代理人法,以防外国组织渗透及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可惜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国家及港府却始终未就这方面研究立法,导致外国许多机构可随意干涉及影响香港的社会运动。如果外国势力能够不受法律限制地继续操纵香港的公民社会,那么爱国爱港阵营与之角力就很难有良好成果。厘清爱国爱港阵营内部关系在管治香港时,爱国爱港阵营内部有几组关系要处理好。虽然有时候模糊可以带来灵活性,但现时香港显然需要的是规范。中联办、香港特区政府及建制派政团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很清晰地确立下来。第一是中联办与建制派的关系。二者究竟是上下级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在这次风波中,中联办希望建制派全力支持逃犯条例修订,结果港府却撤回,引发建制派内部有关问责的争论。第二是中联办及港府之间的关系。中联办应林郑要求,表态支持逃犯条例修订,这说明港府能够要求中联办协助,但反过来却不行。是因为机制上中联办有责任支持港府,港府却没有责任支持中联办?中联办是中央派驻香港的代表机构,那它是代表中央还是只是地方政府的助理?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中联办与港府的关系很微妙,但这种模糊关系在现时环境下却并没有正面意义,因此明确界定二者关系就变得很迫切。第三当然就是港府与建制派的关系。现时特首只把建制派视为举手机器,有需要时就叫中联办“按掣”,无需要时就随时出卖。在逃犯条例修订开始到区议会选举这半年期间,此种情况已不只一次出现。政府不断利用建制派而建制派不断被出卖,这种畸形关系注定不会长久。如何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重新将政府及建制的关系变为双赢的长远关系,这是未来爱国阵营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以上的三组关系对香港的管治极其重要,也关系到香港爱国爱港阵营与公民社会的矛盾。中联办、特区政府及建制派政团三者在面对香港的公民社会时,究竟各自应该负责什么工作?正如以上所言,政府的工作应该是立法并营造良好健康的公民社会发展环境;中联办的任务是通过调查研究进行各类宏观调控工作;而各个建制政团则立足实际工作,在微观层面上与公民社会进行建设性交流及合作。三者的关系应该是互相合作的多赢关系,而非个别利用的短期关系。处理好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只是良好管治的一环,但香港的公民社会极其活跃及国际化,爱国爱港阵营应该梳理好内部关系,分工合作,实现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否则在管治上只会继续陷入被动的局面。   
天大研究院研究員 伍俊飞 2019-12-27 2019年6月,香港爆发回归以来最为严重的社会危机。1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公然为香港暴徒张目。香港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央与香港地方关系的发展、中美冲突的持续导致香港在未来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发生重大改变。 2019年6月,以反修例风波为导火索,香港爆发回归以来最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暴力骚乱持续数月。动乱分子的目标明显不只是撤回修例,更是一场追求“完全自治”甚至“港独”的颜色革命。1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公然为香港暴徒张目。考虑到中美博弈复杂严峻的局面,中央并未出动解放军直接介入香港事态,而是着眼于大战略,耐心打一场持久战。这种审慎节制的态度实际上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传统治港方略在新时代的体现。香港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央与香港地方关系的发展、中美冲突的持续导致香港在未来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发生重大改变。经济缓冲区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即使出现了经济相互依存和全球化,民族国家在竞争过程中还是随时可以相互脱钩,就像一堆台球一样相互碰撞和冲突。为了控制国际冲突,大国之间需要建立缓冲区,隔离异质价值观或制度,形成大国间的均势,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为各方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针对当前的中美冲突,缓冲区可以为双方提供一个减震装置,减少冲突风险,降低冲突强度,维持比较密切的经济和社会交往,防止两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脱钩”,避免中美发生直接大规模战争。传统的缓冲区要求具备合适的地理、文化和政治要素,在对外交往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在国际体系中处于相对中立地位。缓冲区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缓冲区,前者更多地被一国主宰,属于其直接控制的区域;后者属于一国间接控制的区域,独立性更强,属于冲突双方势力范围交叉的地区。冲突中的一方既可以在缓冲区向对立方发出警告或者缓和的信号,也可以通过缓冲区对境内的受众传递敏感的信息。传统意义上的缓冲区着重于安全层面,经济缓冲区则与此不同,最大的差别在于它是能融合冲突双方文化和政治要素的功能区,并在传统缓冲区概念的内涵里加进经济相互依存的内容。经济缓冲区兼容并蓄,能够接受冲突双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影响,包容双方的价值观和法律体系,是典型的多元融合社会。冲突双方则可以灵活利用经济缓冲区,被动或主动地防御对方的威胁。无论在安全战略上,还是在经贸与法律上,经济缓冲区的包容性对冲突双方的利益都有正面的促进作用。香港既有的缓冲区角色事实上,香港长期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扮演缓冲区的角色,是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冲突的舞台。中共在大陆建政之后,中英关系曾一度趋于紧张,而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敌对。解放军本来可以轻易地用武力驱逐英国殖民者,但中国领导人从大战略角度考虑,决定不立即收回香港,而是允许在国门之前存在一个“小西方”。这种安排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英国为维护自己在香港的利益,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对华政策,不允许香港独立,并同意中国在香港派驻相关机构。基于这种默契,中英两国共同确立了香港作为中西政治和外交缓冲区的特殊地位。1971年英国委派出身工党的麦理浩出任港督,他直面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借鉴英国的福利制度,对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大幅改革,改善了香港的民生,推动了香港社会稳定发展。香港经济增长一日千里,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明星,汇集了大量资本和专业人才,这为大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强大而方便的经济外援,使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西经济缓冲区。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最终解决香港主权问题。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彭定康遗留的隐患,加上特区政府的一系列施政失误,形成和加剧了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紧张局势。2003年7月1日,香港数十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迫使时任特首董建华在该年9月宣布撤回动议。2014年香港爆发占中运动,大批笃信西方价值观的香港年轻人走上街头,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回8.31政改决议。香港作为中西缓冲区的地位遭受严重挑战。香港缓冲区的利弊对大陆来说,香港缓冲区的存在有利有弊。在过去40年中,香港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为大陆提供了转口贸易渠道、吸引了巨额直接投资、输送了发展经济必需的境外资本。2017/18年度的数据显示,在大陆全年所获1,250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中,990亿通过香港流入,占总外来投资的80%;中国公司近六成、共354例首次新股上市(IPO)选择在香港。大陆能够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确实有香港的巨大功劳。香港主要采用普通法体系,具有独立关税区地位,如果大陆不设立自己的普通法特区、不对涉港区域经济布局做大幅调整,那么在中美竞合的国际格局下,香港在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性也将长期难以取代。虽然香港在中国的GDP占比越来越小,但是大陆会继续看重香港的独特作用。香港对中国长治久安的挑战在于,作为一个接受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国际大都会,它可能成为颠覆大陆政权的基地。香港是一个由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多元社会,活跃的公民社会、富于批判性的传媒、反对派随意表达意见的立法会等,都与中国主体文明存在直接冲突。在此次动乱中,激进的民粹主义者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驱逐共匪”等口号,污损中国国旗,打砸烧大陆背景的商铺,无端攻击大陆人等等,这表明香港的社会运动已经把矛头对准大陆公民和社会主义制度。中美冲突中的香港当前中美之间的相对实力相差不大,但美国仍处于攻势,中方处于守势,一个相对中立的缓冲区对双方都有好处。对美方来说,香港基本上属于单方、进攻性的缓冲区,而对中方来说,它基本属于包容、防御性的缓冲区。香港恰好满足了中美两国寻求缓冲的实际需要。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走上与中国脱钩的道路。特朗普一再指责其前任的对华接触政策特别是经济相互依存推动了中国崛起,希望在任期内打断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特朗普试图中断中美科技交流,惩罚华为等挑战美国技术垄断地位的中资企业,并在中国与其它发达国家之间制造科技交流障碍。对于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中方的回应相当理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扩大了境内自贸区的范围,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企业继续与中资企业合作。然而,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些举措依然不足以扭转中美脱钩的趋势,因此大力鼓励和支持香港进一步发挥国际物流枢纽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深化与西方国家传统上的经济、金融和技术联系。香港缓冲区由于其战略和法律上的灵活性,对中国而言,具有防止与美国全面脱钩、爆发冷战的吸引力。由于普通法体系的固有优势,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可以压倒周边的日本、韩国、台湾、除新加坡以外的东盟国家。中资企业可以主动进攻的方式利用香港,通过自由开放的政策吸引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从而巩固与西方经济金融界的联系。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美国政府视香港为一个在政治、法治、经济、贸易政策方面与中国大陆有差别的地区,并在对外政策上将香港与中国大陆区别对待。在中美不至于完全脱钩的情况下,香港仍然可自美国购买对华禁运的敏感技术,而渴望获得核心技术的大陆毫无疑问可以成为明显的受益者。对华盛顿来说,维持香港缓冲区的意图绝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中美冲突升级,还在于为对华干预提供便利性,使美国能继续通过香港这一平台达到干涉中国内政的目的,特别是影响中国内部特殊利益集团、不同政治派别以及反共势力。美国持续不断地为香港反华反共势力提供支持,并以国内法、人道主义等借口掩护其在香港的特洛伊木马。这其实就是智利阿连德模式的翻版。长远来看,香港缓冲区有助于推迟甚至防止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有助于缓和那些图谋军事干预中国的计划,避免美国因为政客的冲动而犯下致命的决策错误。香港的利益相关者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制衡,他们可以利用具有足够法律灵活性的工具,防止中美冲突扩大到无法控制的范围。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香港拥有巨大利益,它们确实也可以成为美国对华外交的制动器之一。构建可控积极缓冲区鉴于当前中美贸易战和香港动乱局势,除了一些涉及经济、民生与政改等老生常谈的意见之外,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义香港在中美之间的缓冲区角色,在新的框架下调整治港方略,把香港建设成一个中国可控的积极缓冲区,这对防止中美全面脱钩具有重大意义。1,陆港融合是正确的方向,但不可急于求成,可以从中美缓冲区的角度考虑先整合、再融合的路径。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与香港长期处于区隔状态,双方生活在异质文化当中。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政府从来没有推动去殖民化进程,导致陆港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到港人曲解“高度自治”、否定国家认同的地步。港人对大陆的居民、价值观、政治体制的排斥日趋严重,人心回归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即便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以及互联互通也没有改变这一态势。2014年的占中运动把陆港矛盾尖锐化了,2019年动乱则意味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公开把香港变成分裂国家、颠覆大陆政权的基地。面对这种实际情况,硬销陆港融合难以得到香港市民的信任,也不利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健康发展。如果中央基于维护中美缓冲区的视角,采取渐进主义的方式,有耐心地缓步拉近陆港关系,在尊重香港独特性的前提下,使两地保持一定距离,相向而行,各自整顿改革,那么两地反而更容易达到协同发展的目标。2,通过人大释法,用实用足《基本法》,尤其要掌握关键司局长的任免权,牢牢把握对香港的治权。香港实行普通法和大陆法混合的法律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掌握对《基本法》作出最终解释的权力,这是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据此香港法院对任何涉及《基本法》的诉讼案件都没有绝对终审权。通过释法把《基本法》用实用足,这是人大常委会的职责,不应出现有法不依、有权不用的情况。如果《基本法》在香港得不到正确实施,损害香港根本利益,危及“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人大常委会必须责无旁贷地行使权力。人大释法不仅可以厘清诸多争议,还能够解决特区政府的领导权问题。回归以来香港出现越来越严重的乱象,证明特区政府领导团队缺乏政治智慧、能力和魄力。政府官员习惯于不作为,凡事都指望中央,各自为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果要彻底改变这种“懒政”状况,那么通过人大释法,中央掌握关键司局负责人的任免权,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切入点。《基本法》未对香港权力结构的细节作出具体规定,存在许多自由诠释空间,因此中央可借此通过人大释法创造出崭新的政治机制。中央对行政长官、行政机关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都拥有实质任命权。中央可以在与行政长官协商后,直接任免行政机关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从而真正掌控管治权,避免香港滑向“完全自治”的危险边缘。3,通过自我革新激活建制派。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是普遍、绝对和无法掩盖的;社会变化主要是由内部矛盾的发展而产生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香港要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前提是香港内部生态发生深刻的变革。当前香港的主要矛盾是爱国爱港力量与本土分裂主义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爱国爱港的建制派。爱国爱港力量要战胜本土分裂主义,必须依靠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严格的组织路线。在当前建制派萎靡不振的情形下,只有允许建制派内部发生自我革新,清算各种“两面人”和隐性“港独”分子,支持中央的队伍才能凤凰涅槃,重获新生。因此,我们不能掩盖香港社会的内部矛盾,不能打压胸怀抱负的爱国爱港人士,不能抑制“新香港人”的政治追求,要允许甚至鼓励建制派内部展开良性、公开的竞争,扫除亲殖恋殖势力,促进建制派的新陈代谢。爱国爱港力量要抛掉幻想,准备战斗,走基层,接地气,以朴实的作风来推动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4,走群众路线,筑牢和扩大执政基本盘。回归以来,港澳系统长期沿袭“许家屯路线”,统战的重点是香港政界、商界、学界以及专业团体中的既得利益者,其中许多人应邀参与国事和香港治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此路线克服了当时治港思想和路线偏左、基础面较窄等问题,但回归后这一政策调整走向矫枉过正的地步。我们错误地相信香港劳动者,包括年轻的中产阶层,会理所当然地支持中央,甚至完全忽视香港中产阶层、劳工和底层的切身利益,放任港府在房屋、民生、福利等涉及劳动者利益的领域长期不作为。统战工作出现按闹分配、私相授受的利益交换现象。这种小圈子治港局面一直持续演进到2019年动乱。在本来属于中共阶级基础的香港社会基层、中产阶层当中,年青人出现强烈的仇共反中情绪,严重动摇了香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这迫切需要中共在香港不忘初心,重走群众路线,团结属于“自己人”的劳动者,夯实和扩大基本盘,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改变建制派-反对派力量之间的所谓4比6铁律。香港采纳西方模式的选举制,本地统战策略应不同于内地,但是目前有关部门把大陆与香港的统战工作一视同仁、等量齐观,这是导致中共在香港的基本盘不能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成功统战的前提是有一个稳步增长的基本盘,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5,扭转香港垄断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局面,鼓励澳门、珠海横琴、广州南沙、上海、深圳等地与香港自由竞争。地方垄断的危害在于缺乏外部竞争压力、内部发展动力和有效制衡机制,容易导致垄断者无限扩张权力,侵犯利益相关者权益,并在政治上造成拥金自重、尾大不掉的局面。中国政商学界素来存在一个迷思,那就是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绝对不可取代,这也是香港本土分裂主义势力敢于要挟中央政府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只要有成熟透明的法律制度、快捷的信息传播环境、优秀的专业人士群体、自由的营商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安全宽容的生活环境等,中国其它地区也能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大多位于保护和鼓励创新的普通法系经济体。除了允许澳门、上海、深圳等城市金融行业与香港竞争之外,中央还可以考虑在珠海横琴、广州南沙设立境内关外普通法自由区,确立完善有效的司法体制、审慎而稳健的监管制度;实现资金货币自由流通、税制简单且透明;打造全球性金融中心,服务于维持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国家战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澜昌 2019-12-11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社会评价不高,满意度仅为二成多。此结果实属预料之中。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社会评价不高,满意度仅为二成多。此结果实属预料之中。第一,六月以来的黑衣暴乱固然令特区政府宣布撤回“逃犯修例”,但是他们争夺管治权的图谋还在继续,出于为反对而反对的原因,他们也不会给林郑打高分。第二,中间派市民近五个月来受社会动乱影响甚深,无法正常上班和生活,对政府有怨气,而《施政报告》并未能展示有效措施令其恢复信心,所以他们也倍感失望。第三,建制派本来就不满于特区政府的软弱,认为政府向黑衣暴徒投降,止暴制乱不力,打击暴徒手软,不能保护建制派议员办事处和亲大陆的商铺,迟迟不能以强力恢复秩序,并指责政府在区议会选举中偏袒反对派,所以也不会对《施政报告》给予好评。未能重振市民信心《施政报告》出台的前后两个周末,香港街头都相继发生打砸烧的暴乱行为。市民迫切希望政府拿出有力措施,使香港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可《施政报告》只是笼统表示,“在过去四个月发生了超过400 场示威、游行和集会,往往都演变成暴力抗争,导致超过1,100人受伤,及超过 2,200人被捕。少数暴徒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攻击和破坏,并以‘起底’、‘私了’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士,令香港陷入了混乱和恐慌。”应对措施方面,《施政报告》只是一句带过,“特区政府除了竭力制止违法行为、支持警队执法、确保各个部门和公营机构尽力应对以减少对市民的影响外,亦会尽一切努力尝试以其它行动与社会一起走出困局。”报告不但没有严厉打击暴乱活动的举措,反而强调那些对镇暴没有正面作用而只是显示政府官员没有立场的对话。这不但令一般市民失望,也让站在一线的警队灰心。只字不提《禁蒙面法》在《施政报告》出台前不久,特区政府终于公布了《禁蒙面法》,这为镇暴多提供一个有力手段,暴徒们自然极力反对。实行《禁蒙面法》后,他们当然不会自动屈服,当然要反抗,但这不能说明该法无效。事实上,许多西方国家早就实行该法,而且收到非常好的实效。香港当下实行该法,重要的是政府和警队需要有一定的力量来执法,要研究当前执法遇到的问题,例如,如何划清一些灰色地带的界限,制定执法细则,分清宽严尺度。报告完全不提这一法律,不仅令警队无所适从,而且令建制派认为政府又要当缩头乌龟。此举只会让暴徒和反对派有恃无恐,气焰越发嚣张。回避当前暴乱性质《施政报告》既不敢批评反对派的犯罪行为,也不敢批评美国及台独等势力的干预,甚至不敢提及修改《逃犯条例》的初心是为送陈同佳回台湾受审,使得这一届政府仅有的一点道德高地都完全丧失。这次动乱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反修例,而是反共、反中,谋求港独和“颜色革命”。虽然相当多的反对派不一定都有此要求,但是暴乱者的口号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饰,如“天灭中共”、“滚回支那”等等。至于砸中联办,侮辱国旗,侮辱国家领导人,砸中资商铺,更是铁证如山,但是报告对此视而不见。特区政府既不能保证亲大陆的商铺有安全的营商环境,也不能保证中国银行的柜员机不被砸坏,更不能保证中联办等代表国家的机构不受侵犯,那么特区政府凭什么去落实“一国两制”?不敢处理治安问题《施政报告》表示,稍后会邀请一些社会领袖、专家、学者,深入独立地检视香港的社会矛盾和须正视的深层次问题。这些根本性问题的确需要深入探究,尤其因为香港社会多元化,要求得共识不容易。这次动乱,有人说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有人说是政治问题,有人说是两者的结合,总之见仁见智。然而,在有些问题上各方已经达成共识。例如,有人侮辱国旗和国歌,殴打讲普通话的游客,用“支那人”谩骂大陆人,各方都认为港府必须首先处理这些基本社会治安问题。当前香港秩序还没有恢复正常,可是《施政报告》不敢指出棘手问题,或视而不见,或绥靖暴徒。如果连这样的基本治安问题都不敢碰,那如何去研究和解决深层次问题?更不要说改造香港的上层建筑、推动去殖民化、培育爱国主义精神了。此外,普选问题、23条立法问题,虽然目前还不宜摆上政府议事日程,但是由于事关香港未来前途,政府是否应该明确告知市民,它们属于还没有落实的《基本法》条文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无力举办公平的区议会选举特区政府就候选人资格问题缩骨,不敢对DQ港独拍板,而是推给基层选举主任去决定。这是特区政府最受批评的地方。本来,暴乱已经严重侵蚀区议会公平安全的选举环境,建制派的办事处被砸,标语被撕,助选人员被打,建制派要求押后选举,特区政府担心被再度围攻,推说没有法律基础延后,事实上引用《紧急法》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政府显然没有这样的胆识,也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完全不考虑建制派的输赢,只求不要再有生事的借口。对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一港独行动纲领口号,特区政府不敢明确反对,而是推给基层选举主任去判断,这令许多建制派不齿。事实上,当前主张“港独”及为美国而战的人士,甚至暴乱分子,都想在区议会选举中摘桃子,收割动乱成果。特区政府的应对策略是避免激起政治纷争,但其回避和绥靖的态度,不但伤害了建制派,实际上也不利于特区政府往后的施政,拨乱反正更无从谈起。特区政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含糊其词,实有负中央嘱托。“派糖”无助于解决民生问题“派糖”是港英政府留下的施政手段,以小恩小惠去平息市民的不满。在当前局势下,特区政府将重点放在这方面无可厚非,但是撒面粉一样的“派糖”,既没有提高政府威信,也无助于解决实际民生问题。第一,反对派预先已表明会在立法会闹事,林郑提前做好了录像宣读报告的准备,但反对派的破坏还是得逞。如果特区政府略有政治智慧,完全可以利用这次“派糖”陷反对派于“不义”,使市民大众认清他们的丑恶面目,并明白他们的恶行直接损害市民的切身利益,可是特区政府依然采取逃避、躲藏的策略,主动放弃管治权。第二,“派糖”分散使用财力,处处洒毛毛雨,处处不解渴。市民大众最为关心的全民退休保障问题,完全不予涉及。由于在重大利益问题上没有重大“惊喜”,当然无法得到市民的喝彩。第三,香港民生问题的关键,涉及特区政府如何做好“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这是香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特区政府没有以暴乱为契机,推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举措,既错过一个得分的环节,也失去了政府及早着手改革弊政的时机。土地房屋政策无亮点土地供应短缺,楼价世界最高,置业困难,向上流动无望,累积社会严重不满,这导致年轻人成为此次反政府及暴乱的基本力量。因此,部分地产商已主动捐献新界农地,对于政府收地开发的措施也不再强烈反对。应该肯定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施政不力,故此在这份《施政报告》中对此着墨较多,也提供了方方面面的措施。有舆论批评政府为托市而放宽价值800万港元以下楼宇按揭,或造成负资产风险,这其实有失公平。因为这的确为一些有能力供楼而首期不足的年轻中产提供了机会,至于供楼风险,购买者应该自己对市场走向作出判断,不能苛求政府包打天下。然而,为什么市民还是没有大声鼓掌呢?问题有三:第一,《施政报告》没有提出令社会大为惊喜的政策,例如当前公屋上楼需5.5年期,报告未能提出缩短上楼时间的举措,实际上连提前上楼的希望也未能给市民。第二,长期困扰香港的收地建楼官僚程序,导致土地房屋供应不足的难题不能快速解决。这份报告对此完全没有涉及,而明日大屿填海计划是十多年后可望不可及的“梦想”。第三,对于一些明显向基层市民倾斜的举措,政府还是不敢施行,例如完全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用来建公营房屋,既可表明政府短期可缩短上楼时间的决心,也可表明政府向基层市民倾斜的理念,可是政府还是不敢碰。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呼吁政府在土地房屋问题上要有石破惊天的大动作,如此才能重建政府权威。1967年香港乱局后,港英政府大刀阔斧地推出十年建屋计划,大大缓解社会矛盾,可相较之下,特区政府还是像小脚女人,裹足不前,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政策。从国际和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调整香港管治这次暴乱事实上已经折射出特区政府的两大症结:第一,不能摆脱地产商等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集中表现在二次分配和土地房屋政策上。第二,政府管治效率低下,既表现在止暴制乱不力,令社会动乱时间拖延,暴乱的波及面广泛,又表现在土地房屋问题悬而未决,令问题积重难返。这都已经令政府认受性流失殆尽。至于青年教育、教师队伍、法律队伍、传媒等问题,凡涉及到“去殖民化”等站在一国立场的认识与行动,目前看来都没有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因此,各方要求更换港府官员的呼声此起彼伏,指出当前的班子不利于香港拨乱反正,不利于“一国两制”沿着正确健康的轨道走下去。然而,官员是否下台,主要的判断指标应该是止暴制乱的成效。如果街头逐步平静,那么市民会继续支持政府,尽管这班人马的施政主要是应付式的守成。更重要的是,解决深层次问题不在香港公务员能力范围之内,它是一个重新思考“一国两制”实施方略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央从国际和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谋定而后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盛九元 2019-12-11 9月17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经过三天长考,继宣布退出国民党后,又正式宣布不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一震撼消息再次冲击白热化的台湾选情,对于郭宣布不参选后的动向,各方均在开展评估。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郭台铭仍对2020年大选有着一定的影响。 9月17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经过三天长考,继宣布退出国民党后,又正式宣布不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一震撼消息再次冲击白热化的台湾选情,对于郭宣布不参选后的动向,各方均在开展评估。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郭台铭仍对2020年大选有着一定的影响。郭台铭的参选及影响作为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的常客,69岁的郭台铭身价约77亿美元,列世界213位。目前富士康系在全球至少设有200多个生产基地和子公司,员工数量达到140万人。除了代工外,其业务范围还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家居、机器人、5G、显示屏等,涵盖日本、美国、印度、欧洲等区域。同时,在资本市场上,依托代工业务的母体,通过对旗下数百家公司不断分拆合并,富士康系已有10余家子公司登陆大陆、香港等地的资本市场。作为从最底层开始奋斗进而成为特朗普口中“最伟大商人”的郭台铭,面对台湾纷乱的政局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尤其是特朗普成功的前例,在国民党部分高层人士的鼓动下,其政治野心迅速膨胀,义无反顾地投入选战。4月16日,郭台铭在“印太安全对话研讨会”上首次表示考虑“参选2020”,由此引发后续选情一系列变化。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批准郭台铭成为国民党“荣誉党员”,郭由此获得初选提名权。然而,作为政治素人的郭台铭本质上对台湾的政治运作和民意走向缺乏深刻了解,其口才和个人政治魅力也难与韩国瑜相比。鉴于韩国瑜翻转高雄选情的政治爆发力、有别于国民党传统的行事风格和居高不下的基本盘,国民党基层支持者希望韩能够代表国民党参选。然而,国民党内高层则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仍属意郭台铭,认为其财力和成功企业家形象有助于国民党的选情。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国民党高层只能“顺势而动”。结果在初选中,郭台铭以17%大幅度落后于韩国瑜,失去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的“门票”。问题在于,郭对初选结果始终难以接受。初选失利后的政治选项虽然郭本人在初选前口头表示愿意接受任何结果,但在初选过后他却一直抱怨国民党没有听取其建议,未将手机号码纳入民调,并迟迟不跟吴敦义、韩国瑜等人见面。直到8月15日郭台铭与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见面后,才原则上答应跟吴敦义见面,但郭一直与柯文哲和王金平保持私下联系。在初选结束后的一个月中,郭台铭一度期待国民党因为韩国瑜的民调低迷而“换韩”。在吴敦义果断开除党内“黑韩”人物陈宏昌和杨秋兴的党籍,推荐张善政、杜紫军等旧识出任韩国瑜重要智囊后,郭台铭转而寄希望于与柯、王成功结盟,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使国民党的选情再现变数。7月16日国民党正式提名韩国瑜参选后,郭台铭先是以外出散心为由离开台湾,但又预留玄机,与台北市长柯文哲和既不参加国民党内初选又表示要参选到底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保持暧昧的合作关系,由其幕僚不断透露三人可能的见面时间和合作预案。8月中旬,台北政坛和媒体盛传郭、柯、王三人将于8月18日在桃园市同台亮相,以“桃园三结义”自诩,颇有超越蓝绿、“匡扶汉室”的意涵。在柯文哲爆出自比狮子,视郭台铭为老虎、王金平为狐狸的不当说法后,三人同台演出的既定剧目延迟到8月23日才实现。其后,台湾方面又传出三人将很快正式结盟,郭台铭将在中秋节宣布独立参选的消息。9月11日,郭台铭亲自送月饼给柯文哲和王金平,而对韩国瑜不加理会,可见郭与国民党的心结始终未能化解。对国民党而言,对党内高层脱党参选最直接的记忆来自于2000年。当时国民党总得票超过60%,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由于宋楚瑜的脱党参选导致陈水扁以39.3%的微弱优势取胜,结束了国民党长达43年的执政地位。因此,面对惨痛的历史教训,国民党一方面采取一系列强化党内团结的措施、加大对韩国瑜参选的支持力度,但另一方面党内高层实质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韩国瑜心存犹疑的态度。9月12日,在连战、马英九、吴敦义、朱立伦等31位国民党高层人士呼吁韩、郭团结一致的文告公开后,郭断然发表退党声明,提前进行“中秋起义”。由此看来,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公开信实质上为郭台铭攻击国民党“权贵政治”进而退党提供了借口。不过,郭指称部分联署者“身在曹营心在汉”,除了以“匡扶汉室”的关公自诩外,也真实反映出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对韩国瑜参选持排斥态度。在郭、柯、王三人的互动过程中,柯文哲和王金平始终不愿作为郭的副手。柯的本意在于借郭台铭参选做大台湾民众党,而且柯与郭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也有着明显差距。柯曾公开表示,郭、柯若结盟,郭须对外说明如何处理在大陆的经济利益问题,同时柯更不愿意因出任郭的副手而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而只想扮演竞选总干事的幕后角色。至于王金平,更是下不了脱党参选或与郭搭档的决心,因为另起炉灶必将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其不分区“立委”的职位也将随之终结。几番权谋、几度盘算,最终郭台铭在9月16日晚间声明放弃参选。郭退选后可能的动向为维持党内团结,同时把控郭退党后的动向,国民党中常会原定于9月25日通过慰留郭台铭案,但郭通过其办公室多次表达坚决退党的意愿。为此,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于27日重新启动郭的退党程序,当晚获吴敦义批准并于10月1日报中常会核备。郭尽管表达感谢之情,但表示与国民党的关系已画上句号,今后海阔天空,可以更好地为台湾的未来和发展尽力。这一表态耐人寻味,暗示郭在政治上仍保持高度的兴趣和参与热情,给后续选情带来一系列的变数和影响。从目前情况看,郭的三方面动向值得关注:1、“郭柯”合作选“立委”。从目前情况分析,郭离开国民党后最大的可能是与柯文哲合作,帮助台湾民众党“抢攻”2020年的“立委”席次。9月27日,郭的重要幕僚蔡沁瑜与台北市政府顾问蔡碧如共同召开记者会,蔡沁瑜表示支持台民党的“立委”候选人,如郭推“立委”候选人,双方会合作。蔡碧如表示台民党推出的8位“立委”候选人名单已事先给郭看过,郭表示愿意站台、共同挂看板。从目前郭的政治空间看,郭柯合作的可能性最大。由于这种合作将主要争取浅绿选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对绿营的政党选票形成冲击。不过根据台湾“选区”安排,小党、尤其是新成立的政党取得区域席次的可能性不大,只能主攻政党席次。根据以往选举的结果推算,国、民两党以外的政党席次合计不超过14席,除去无党籍、亲民党、时代力量等之外,郭柯合作能够取得的席次最乐观不超过7席(柯可能取得6席),因此,在郭、柯合作中,郭只能作为金主居于次要地位,这与其政治企图有明显落差。2、接受亲民党推举参选2020。9月6日,亲民党组织部主任张硕文表示,亲民党内已为党主席宋楚瑜参选作了积极准备,除了已研拟竞选政策,张硕文也提到,亲民党同时也会做好没有宋楚瑜参选2020的准备。对于与第三方势力合作,亲民党追求的目标是推倒“蓝绿恶斗”,以台湾人民未来方向为主,与郭、柯主张的方向一致。亲民党方面分析认为,郭已经没有回头路,相信他一旦找好了参选的正当理由,就一定会出来参选。对亲民党而言,与郭合作、争取郭的支持对于拉抬政党选情和获得选举经费非常有利。对国民党而言,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蓝营的大选及政党选票,会对国民党的整体选举形成冲击。对郭而言,除了展现破釜沉舟、志在一搏的决心外,并无实质意义,更可能导致蓝营的强力反弹,因此弊大于利。对此,郭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虽然回绝了与亲民党的合作,但这一选项也没有完全被排除。3、隐于幕后选择时机和合适对象影响政局。从目前情况看,郭并未放弃发挥政治影响力的选项,包括展开全台感恩之旅(含北中南东,预计举办六到八场,以凝聚郭粉)、布局民意代表的选举、选择与其它政党合作创办民间智库(智库政策研究的主轴不会涉及“国家认同”及“统独”议题,将聚焦于台湾经济与民生政策面向)、设立政经塾(模仿日本“经营之神”、松下电器创办人松下幸之助兴办一所专门培养政界、商界人才的学校)。然而,作为政治素人,如果在此次选举中未有“斩获”(取得“立法院”政党席次),且与有影响力的政党(柯文哲)实现紧密合作,则郭的影响力将仅限于其金主的地位而已,难以发挥他所期待的政治能量。
2019-12-10 12月9日,天大研究院、紫荆杂志社、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库共同主办的2019年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讨会在香港世界贸易中心召开。本届大会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香港未来发展”为主题,全方位探讨了“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及基本法实施的成果、经验与问题,解读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香港当前形势与未来治理激荡思想,交流意见。 12月9日,天大研究院、紫荆杂志社、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库共同主办的2019年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讨会在香港世界贸易中心召开。本届大会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香港未来发展”为主题,全方位探讨了“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及基本法实施的成果、经验与问题,解读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香港当前形势与未来治理激荡思想,交流意见。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杨健、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端洪、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振民、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部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有关专家学者、青年团体、专业团体、驻港中资企业代表等12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主办方和主讲嘉宾们一致认为,回归祖国22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积极贯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实现了长期繁荣稳定。主讲嘉宾们表示,虽然不断遇到一些新情况,但在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的支持下,香港总能转危为机,砥砺前行。专家学者们指出,香港当前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迫切需要各界人士群策群力,共同支持特区政府恢复秩序,守护家园,而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可谓是一场及时雨,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为我们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提供了路线图。会议特别就四中全会《决定》关于港澳的论述进行了讨论,强调任何制度的创新和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中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进程。大家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充分领会中央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香港特别行政区就能重新走上正轨,真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书写新的香江传奇。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董禹 2019-11-27 中美贸易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现实的挑战摆在面前,盲目乐观以及消极悲观都不利于我们走出当前的困境。只要我们看清局势,保持战略定力和清醒,全面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就一定能探索出与美国及世界各国在科技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合作的新模式。 自2018年初的“中兴事件”以来,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罕见的反复性和混乱性,这一方面体现出特朗普的个人执政风格,另一方面表明中美两国在贸易和金融等领域完全“脱钩”并不现实。然而,从各自利益及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恶性竞争却愈演愈烈,中美爆发“科技战”的风险陡增。中美科技关系“质变”的内在原因尽管美国一直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但不可否认的是,科技是中美两国合作较为成功的领域之一,我国科技水平也因此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毕马威2018年发布的全球科技产业创新报告显示,中美在“颠覆性技术突破”方面已远远领先其它国家,两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科创中心。然而伴随着科技实力的此消彼长,中国在个别高端技术领域已呈现超越之势,导致美国的垄断地位岌岌可危,这成为中美贸易摩擦最直接的导火索。霸权主义在科技领域的渗透。二战后,美国为巩固其在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先后对苏联、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的企业进行打击。面对中国的崛起,特朗普及其“鹰派”幕僚故技重施,高举霸权主义的大旗,借助外交、经济、舆论、金融等手段和工具,试图全方位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由于长期积压的对华不满情绪加上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这次针对中国的打击比以往更具侵略性和霸凌性。中国的赶超速度惊醒了美国。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世界体系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实现了全球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模糊了国与国的边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借势冲击美国的科技霸主地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想以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让美国倍感压力。实际上,由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的迎头赶上会让美国比以往更加不安。为了保持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对华采取对抗策略、利用一切手段遏制中国的科技及军事实力增长,这已成为美国朝野和军民的共识。不难判断,无论未来中美能达成何种经贸协议,两国关系在短期内只会每况愈下。为保霸主地位奋力一搏。美国凭借自身完备的创新发展体系,高精尖技术及知识专利在全球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这为其带来了巨大利益。然而随着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大量投入,制造业全面转型升级,四倍于美国的国内市场潜力开始发功,美国清醒地意识到其霸主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最后的反击,美国将自己塑造成受尽委屈的“被害者”,占领国际舆论高点,无端指责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种种“罪行”(知识产权盗窃、政府采购、财政补贴、自主创新等),进而可以冠冕堂皇地对我国高科技企业发起制裁。中美科技关系“新常态”在目前的大背景下,任何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都已无法完全摆脱国际合作、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因此“有条件合作”将可能成为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美在科技领域的“新常态”。首先,中国的科技实力尚不能全面对抗美国。美国拥有完善的现代科技创新体系,科技成就让它国难望其项背,尤其在芯片、半导体、基础软件、生物医药、高端车床等领域的核心技术上遥遥领先。我国近些年虽然在科技创新和制造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能力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向全球提供某些高科技产品,但在许多核心技术领域我们与美国仍存在着巨大差距,“中兴事件”所暴露出的集成电路短板问题,便是冰山一角。现阶段如采取“闭关锁国”、全面对抗的战略,定会对中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巨大障碍。其次,中美在科技领域具备一定的合作基础。在特朗普执政前,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已取得了一定成就,涵盖了高能物理、海洋渔业、现代农业、医疗制药、能源、地质等多个领域,呈现出“多领域、深层次、宽覆盖”的合作态势。中美科学家通过众多跨国合作项目,强强联手,带动了全球科技迅猛发展。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生产、组装和销售其产品,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推波助澜,而这些公司也通过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实际上,在过去的合作中,中国政府并未向美国指责的那样,以掌握核心技术为由,胁迫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根据中国欧盟商会5月发布的2019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在受访的585家在华欧盟企业中,约六成认为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力度明显加强。此外,“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出之后,多家美国公司与中国企业或机构进行联合研究与人才培养,在制造、能源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这从另一个侧面回击了美国政府的指责。最后,中美在科技领域完全对抗不符合两国现实利益的需求。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技术创新已无法完全脱离广泛的国际合作和相对开放的全球市场。此外,任何国家都无法保证在所有的科技领域全面领先,都存在“短板”。美国国防部曾于2018年以防止网络安全泄露为由,禁止军方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美国海军和空军还在继续为精锐部队添置中国生产的大疆无人机,这正说明中国在无人机领域的技术优势已获得美国军方的认可。只有通过充分的科技交流和产业分工,才能达到双赢的局面,而技术封锁最终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科技冷战”不符合中美任何一方的利益,无论是从各自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全球科技创新以及人类福祉的角度,两国都应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模式,通过合作弥补“短板”,并共同承担起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全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任。短期来看,美国应还是会继续实行“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在核心技术领域对中国施压,但考虑到美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选举周期等因素,中美在科技领域完全“硬脱钩”的可能性不大。长远来看,中美有望形成一种“双赢”的全新合作模式。当然,新模式的构建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有树立这样的目标并采取切实的行动,中美才能超越“有你没我”的狭隘思想,真正发挥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带头作用,与世界上其它国家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需积极应对无论是贸易战还是科技战,中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始终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被美国牵着走。在目前的大背景下,中国未来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准备:一是以新一轮改革开放进行应对。中国应积极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放宽投资限制,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加强金融助推力度,积极搭建中美创新合作平台,并充分发挥资源整合优势,聚集一批科创人才和具有前景的科学技术,强化两国科技企业间联系。同时,中国应协助中美企业在平等条件下进行有效对接,排除政策和机制上的障碍,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向美国企业开放中国市场,共享市场红利。二是完善产学研协作系统。中国应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成立科研联盟,采取联合研发的方式,在“掣肘”领域尽快攻坚、突破瓶颈。全面支持基础教育、融资和研发等方面,避免政策和资金向特定行业和某些企业过度倾斜。在充分调研分析的基础上,针对高新技术和产品对进口的依赖度进行排序,合理调整投入比例,最大程度上以“本土制造”取代进口,提升我国在科技领域的抗风险能力。三是与欧洲、日本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开展科技合作,建立密切的科技联系。尽管英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没有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华为参与建设5G移动基础设施。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似,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对华政策具有不确定性。日前,日本政府提出要加强原子能和半导体等敏感行业的外资投资限制,从现在的投资10%以上需要事先申报,改为投资超过1%就必须申报。反观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开始采取积极的改革措施,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重视科技人才培养,以期通过科技带动整体经济与社会发展。为此我国必须抓住契机,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战略优势,广泛建立与其它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科技关系,寻找到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从而降低对美国科技的整体依赖。结语中美贸易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各方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核心技术、高端制造、研发、金融科技、军事实力等方面与美国的巨大差距。现实的挑战摆在面前,盲目乐观以及消极悲观都不利于我们走出当前的困境。只要我们看清局势,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保持战略定力和清醒,全面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就一定能探索出与美国及世界各国在科技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合作的新模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9-11-18 面对中美贸易冲突,制定如何趋吉避凶的对策,这才是当前蔡政府需要严肃思考的课题。政府要有整体的应对思维与做法,以确保台湾民众的最大利益,而不应在中美贸易战中选边站。 近来中美两大世界强国在南海、台湾、香港等议题上摩擦不断,贸易战亦越演越烈。中方已经打算长期抗战。谁的底气足,谁就是赢家,而时间将给出答案。中美贸易战范围若持续扩大,将会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对包括台湾在内的世界经济造成损害,引发全球关注,各个经济体正积极寻求应变对策,希望不要受到波及。中国大陆全方位应对在中美贸易战中美方处于进攻的态势,接连出招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确实造成影响,许多大厂纷纷撤离中国大陆迁往东南亚或台湾避险,大陆可能进入停滞性通货膨胀。然而,美国本土经济也同样遭受冲击,例如美国公债收益率曲线出现少见的倒挂情况,预示美国未来经济衰退的机会相当高。今年美国全年GDP成长率可能低于2%,逼得川普扬言要调降利率及减税来挽救经济颓势。中国大陆大幅降低对美国黄豆等农产品的进口(2019年1-5月中国自美国进口大豆数量及金额分别为528.6万公吨,金额为21.2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减少65.1%及66.8%;巴西则跃居首位,分别成长了10.8%及6.5%),对美国农民造成很大的伤害(中国是美国出口黄豆的最大买家,占美国黄豆总产量的四分之一),而多个黄豆主产州属川普总统的票仓与关键的选战摇摆州。尽管川普政府祭出补助措施(160亿美元)暂解农民困境,但是因补贴集中于规模较大的经营者,多数小规模农民无法弥补关税带来的伤害,农民还是希望中美贸易战能赶快落幕。中国大陆官方亦积极推动《大豆振兴计划实施方案》来降低对进口大豆的依赖。若中国大陆全面禁止自美国进口黄豆等农产品,势将对农民生计造成严重冲击,给川普连任带来极大压力。大陆为应对中美贸易冲突正积极寻求替代市场,并推动贸易多元化战略。例如中国大陆积极透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对外的政经影响力,给美国带来极大压力。如果大陆实现“中国制造2025”计划,将严重威胁美国高端产业竞争力,为此美国政府力推“印太战略”,拉拢印度、日本、台湾与之抗衡。尽管部分国际人士及媒体不看好“一带一路”,但是在大陆政府努力修正下,2018年中国大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1.3兆美元,占中国大陆总对外贸易额的27.4%,水产品进出口总量为311.43万公吨,总额达90.21亿美元。“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东盟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贸易伙伴,今年1—6月,双边进出口贸易额达2,918.5亿美元,已超过中美贸易额2,583亿美元,大幅压缩了蔡政府新南向政策的运作空间。蔡英文对美一边倒近来岛内经济状况不佳,偏低的薪资,给蔡“总统”连任带来极大压力,因此若能与美国、日本签订FTA,对于活络国内经济动能及蔡“总统”争取连任有相当大的帮助。台美洽签FTA谈判多时,因对政治、经贸、外交等影响深远,美方多有顾忌,进度相对缓慢。然而台美双方对外均宣称主要症结在于台湾官方未依照科学数据暨国际规范,禁止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台湾经贸官员及部分政客也呼应这样的说法,让台湾农民背负极大的压力与不满。事实上除了农业外,一些竞争力不足、目前靠关税维持国内市场的企业都将受到影响,而只有农业被推上风口,这非常不厚道。中美贸易战越打越激烈,台湾成为美方施压大陆的重要筹码,蔡英文明确选边站,对美方全力配合(包括增加购买美国黄豆、禁止官方机构使用华为产品、鼓励台商南移等等),符合美方利益,美方为表达对蔡政府的支持,不仅主动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还批准卖给台湾高性能武器,台美外交明显增温。为协助蔡英文连任,台美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或许会有令人意外的结局。由于两岸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是事实,因此稳住两岸关系,避免玉石俱焚,这才是身为台湾领导人的基本职责,也是多数台湾民众的共识。民进党不能为讨好美国而操弄民粹,恶化两岸关系。大陆市场无法取代中国大陆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对于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也给号称世界之首的美国带来压力。就比较利益观点,美国企业之所以选择在中国大陆设立工厂,是因为大陆的生产成本比较低,即便是加上运费、关税,获利也比在美国制造高出很多。让资金、人力往最有效率的地方流动,正是经济成长最关键的因素。美国政府将进口关税调高,一来希望迫使美国企业回流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二来提高大陆产品输美成本,提高美国国产产品的竞争力,也确实产生若干效果。一些在中国大陆设厂的厂商(包括外商及台商),受关税影响,利润遭到挤压,虽然中国大陆官方在融资、补贴、退税等方面给予优惠,但考虑到中美贸易战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仍有部分台商将事业移到国外或移回台湾,而台湾岛内厂商也确实收到转单的好处。这些对侨外投资情况不佳,急需国外投资来活络台湾经济的蔡政府而言,如逢甘霖,也有助于蔡“总统”的选情。美国和大陆为台湾极为重要的两大出口地,不过台湾对中国大陆出口占总出口比重高达40%左右,在大陆内需吃紧的情况之下,台湾出口至大陆的订单也将会逐步趋缓,恐抵销转单带来的获利,何况美方一直希望台湾能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对抗中国大陆,自然也不希望台湾继续把中间产品输入大陆。这是否进一步影响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为后续观察的重点。供应链建立与移转非一朝一夕,一旦中国大陆顺利移转,过度亲美的台湾可能错失机会,对外贸易可能受到牵连。中国大陆是台湾最主要的海外投资据点,由于中国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业受创最深,也是出现产线移回台湾及转单效应最快速明显的产业,而贸易战对精密机械影响不大。目前回流台湾的产业包括网络通讯、服务器、机械设备、电子关键零组件及计算机周边产品等(许多属污染产业),与大陆受301清单影响的行业相仿,资金超过5,000亿台币(资金完全到位需3-5年),宣称可创造4万多个就业机会,却可能带来环境污染以及土地价格飙高的负面效应。台湾政府应有所筛选,多鼓励高端产品生产及研发回到台湾,毕竟当前台湾最该做的是调整全球供应链布局,积极进行产业转型升级。遗憾的是,台湾政府现正忙于选举,无暇他顾,对中国大陆更采取敌视态度,无助产业布局调整。两岸经贸发展不可能走回头路,对于台湾而言,中国大陆市场是无法被取代的,为台湾2,300万人着想,台湾政府必须摒除意识形态,以更宏观的经济战略布局,避免两岸经济陷入零和赛局的困境,这才是负责任的政府应有的作为。台湾不应选边站中美贸易战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国防、产业链重组等等,短期内难见曙光,对台湾经贸亦造成影响。至于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利,台湾各方解读不同。其实这与企业所处具体行业有很大的关系。面对中美贸易冲突,制定如何趋吉避凶的对策,这才是当前蔡政府需要严肃思考的课题。政府要有整体的应对思维与做法,以确保台湾民众的最大利益,而不应在中美贸易战中选边站。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钱峰 2019-11-18 地缘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基于本国地理因素、政治定位和综合实力而制定的对外战略,并根据所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求及时进行更新与调整。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新时代中国地缘战略进行多维思考、审慎谋划更显尤为必要。 地缘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基于本国地理因素、政治定位和综合实力而制定的对外战略,并根据所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求及时进行更新与调整。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先贤思想中汲取政治智慧,牢记俾斯麦下台后德国战略失误的深刻教训,对新时代中国地缘战略进行多维思考、审慎谋划更显尤为必要。中国地缘战略的基础错综复杂的地理因素。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大国,陆地疆域96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在全球大国中,中国地缘情况最为复杂,陆有强国接壤,海有岛链环锁,既是邻国最多、毗邻军事强国最多、拥核国最多的国家,也是陆海边界纠纷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陆上同14国接壤,海上与6国隔海相望;全球10个人口最多国家中有6个在周边(印、印尼、俄、日、巴、孟);综合军力与军队人数排名世界前25位国家中有8个在周边;公开拥核8个国家中的4个在周边(俄、印、巴、朝);当今世界5大潜在热点冲突地区(海湾、中亚、南亚次大陆、台湾海峡、朝鲜半岛)中的4个在周边;世界主要战略力量除欧盟外,均在中国周边。过去100年间,西方依仗坚船利炮蚕食中国,中国边防海防同时告急,安全危机持续不断,几乎沦落至被瓜分殆尽之境地。新中国的建立根本上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但整个冷战时期,中国始终是美苏超级大国借重与制衡的对象,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地缘地位之重要,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中国地缘环境之险恶。多重属性的政治定位。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被称为“东西关系”,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随着时代飞速发展,当前中国“最大社会主义国家”、“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领头雁”等多重属性决定了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全球定位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一方面,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已成历史烟云,中国影响力也已超越东亚范畴,但亦非属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不同于传统“北方”发达国家,在人均GDP等领域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南方”行列,但在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诸多领域已与绝大多数南方国家远远拉开了距离,与北方国家的共同点和利益不断增多。不难估计,至中国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强国之际,南北鸿沟还将继续存在。中国巨大的体量、特殊的发展阶段、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更像是一个人类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中间之国”,很多方面具有无法替代的唯一性。日益增长的综合实力。国家综合实力是制定地缘战略的基础依据,运筹战略的基础依托,既包括经济、军事、科技以及人口规模和素质、资源禀赋等硬实力,又包括战略运筹能力、国际传播能力、民族凝聚力和危机承受力等软实力。客观审视中国的成就与不足:硬实力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5%,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军事实力快速增强,有望成为与俄罗斯各有所长的第二军事强国;人口规模居于世界第一,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有望为国家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保障;自然资源禀赋虽与人口规模不相适应,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利用全球资源的能力愈来愈强;软实力方面,中国具有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国际传播能力明显提升;不足方面,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仍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7,全球排名处在60多位,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制造业、国际贸易“大而不强”,社会事业发展、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科技创新仍有明显短板,军事实力离建成与国土规模和经济实力相称的世界一流军事力量体系还有较大距离,文化软实力远没有改变“西强中弱”的状况,等等。当今国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的地缘战略需求纵观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客观判断当今国际环境和时代特点,深入分析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把握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是构建新时代地缘战略特别是确定目标和重点的基本依据。对当今形势的基本判断。世界局势波云诡谲,在新格局未稳定之前,这种乱局或将长期存在,其突出特点是:美国霸权加速衰落,但仍是唯一超级大国,其维系既有霸权的挣扎更加呈现出极端性;各大力量中心还在发展凝聚之中,其消长趋势及相互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各主要国家的战略选择具有艰难性;旧的世界秩序加速坍塌、新的世界秩序远未形成,围绕新旧秩序的竞争具有剧烈性;美国明确对华竞争战略、中美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作为中国地缘战略的最大竞争主体,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影响还在不断加大。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国际战略界对此众说纷纭,看法不一,如“一超多强”、“多极世界”、“两超多强”,等等。总的看,“一超多强”仅从大国关系角度出发,忽视了影响力日增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极世界”明显超前,因为可称之为“极”的力量中心尚未形成,前景不明;“两超多强”指“中美两超”共组G2,其他大国作为“多强”参与全球治理,这或是一厢情愿,也有捧杀之嫌,以此认知实施地缘战略运筹可能导致中国战略透支和战略失误。如果说当今世界是从单极霸权向多方制衡转变的“多极化过渡时代”,或许最符合历史交汇期中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大势,最有利于新时代地缘战略的整体运筹。中国地缘战略的服务目标。地缘战略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道家、兵家、纵横家等著作中无不包含丰富的地缘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影响深远。战国时期,由于战事纷繁,各国地缘政治力量变幻莫测,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连横合纵”、“远交近攻”等大战略的提出和实行,对当时地缘政治形势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迄今仍为后世推崇。十九大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论断,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出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因此,相应的地缘战略必须始终围绕并服务于这一目标,着眼于最大可能延长战略机遇期,更好地聚精会神、凝聚力量做好中国的事。这既要统筹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安全等各个层面,既齐头并进,又明确主次,以维护国内利益为主,确保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三个关键;以维护海外利益为辅,重视国际和周边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纲举目张,方能相得益彰。新时代中国地缘战略的重点明确基本布局,多方向精准发力。利用承东启西,承南启北的特殊地位,以亚洲为地缘依托,在亚欧大陆乃至全球下好“大棋局”。“稳定东西两翼,巩固北方后背,重心经略东南,塑造制衡态势”宜可成为新时代地缘战略的基本布局态势。一是东翼稳定朝鲜半岛和日本,西翼发展中欧和中印关系,并强化与中东、非洲国家经贸、资源、能源的合作;二是向北实施以“中俄关系为核心,以上合组织为支撑、中国与中亚邻国友好关系为辅助”的欧亚大陆战略,把欧亚大陆建成稳固、可靠和放心的战略后背;三是东南方向始终保持强大军事压力,遏制“台独”,做好解决台湾问题的两手准备,为两岸最终统一创造条件;南海着重维护海洋权益,遏制危机事态,应对武装冲突和突发事件;四是抛弃“美不会遏制中国”的思迷,立足于以斗争求合作、以自身强大应对美国霸权围堵,通过布局大国关系,推动多极化进程,争取更多“中间立场”国家,塑造一个“世界更趋多极,周边维系均势、中美保持缓冲”的对美总体制衡态势。发挥经济影响力,塑造地缘经济新模式。随着“一带一路”推进,中国对周边施加经济影响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中国宜积极尝试用产业链融合的方式,将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手段”的依赖转向对中国发展“成功路径”的依赖。通过向周边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帮助,以独特的“中间地位”,扩大第三方合作模式,调动发达国家的产业、金融和研发资源,帮助扩大当地制造业规模,使周边逐步成为由中国主导的产业链之中的中间环节,而自己逐步从低端产业链中剥离,加快向上游发展。这一地缘经济模式是“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的升级版,有利于推动周边与中国实现更好融合,构建紧密的周边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前置军事力量,海空精锐先行。中国传统地缘思想长期带有明显的“重陆轻海”和“固土自守”的客观缺陷。当今,中国本土防御既拥有战略优势,也有战场胜势,但未来的南海维权、台海作战均可能是战场前出、海空联动、攻势作战的现代化模式。因此,有必要强化海空先行的地缘战略思维,适时前置军事力量,优先发展海空精锐力量和远战兵器,这不仅是安全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为更好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此外,中国还需考虑布局更多周边及海外基地,以维护持续拓展的海外利益。重视周边事态,维护周边安全。习近平主席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中国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与中国接壤的14个国家中,不乏战乱国家、转型国家、欠发达国家、“三股势力”猖獗的国家及西方企图实施“颜色革命”的国家,均不同程度存在不稳定、不安全的问题和风险,易引发连锁与联动效应,将对中国国内大局带来隐患和冲击。中国宜及时卡位,及时隔离,一方面尽可能控制周边热点问题的地缘界限,阻止其升级蔓延渗透,甚至与国内事务纠缠在一起,演变为中国之热点。另一方面在周边局势出现异常或变化时,敢于善于施加战略性影响,以“预防性介入”主动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19-11-07 面对香港的骚乱,澳门社会上下一致反对和拒绝参与骚乱,发出了“一起守护澳门”的理性声音,维护了澳门的安定与繁荣。澳门社会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澳门与香港地理位置相邻,生活方式相近,同属中央政府管辖和授权、实施“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面对香港的骚乱甚至部分港人的挑唆,澳门社会上下一致反对和拒绝参与骚乱,发出了“一起守护澳门”的理性声音,维护了澳门的安定与繁荣。澳门社会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为什么一衣带水的两个城市却对这场持续了3个月的骚乱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和态度,这值得我们深刻剖析,以完善“一国两制”的科学发展。第一,澳门的回归基础与香港截然不同。回归前,澳门经济凋敝,连续出现负增长,市场萧条,失业恶化,尤其是社会治安混乱,恶性案件屡见不鲜,居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澳门社会都期盼着“回归”可以带来根本性改变。事实上,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回归后仅一年,澳门即扭转了经济负增长的局面,澳门治安也得到根本好转。澳门从此进入到经济发展、社会详和、人心归顺的“一国两制”践行期。2017年强台风“天鸽”侵袭澳门,解放军驻澳部队在澳门特区政府请求和中央政府依法批准下,紧急出动千人,连续三天三夜投入协助澳门的一线救灾工作。解放军不辞劳苦,与澳门市民在澳门街头并肩作战,守护澳门家园的情景深深烙印在每个澳门人的心中。澳门人民体会到祖国的“患难见真情,军民鱼水情”,也体会到祖国给予澳门的安全感,爱国情感油然而生。第二,澳门社会铭记“背靠祖国”才有经济发展奇迹。回归后,为支持澳门发展,中央政府全力在开放“自由行”、CEPA等各方面给予澳门发展所需的各项政策支持。在中央政策红利下,澳门博彩和旅游业得以飞速发展,一跃成为国际化都市。2006年,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首次超越香港,达2.98万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国家“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和相关政策进一步支持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发展,澳门的会展、金融、中医药和文创产业也渐有起色,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2018年,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达8.26万美元,排位世界第三。面对经济的飞速增长,澳门始终记得,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和“一国两制”的科学实践,澳门不可能创造如此辉煌的奇迹。第三,澳门与香港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爱国爱澳”是澳门的核心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澳门已经培养和孕育出很好的爱国爱澳氛围,在澳门几代人的努力下,潜移默化地将“爱国爱澳”这一核心价值牢牢地植根于澳门,为“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贯彻打下良好基础。首先,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全面落实《澳门基本法》,注重爱国主义教育。《澳门基本法》第23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澳门特区积极履行基本法赋予的宪制责任和神圣义务,弥补立法空白,全面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2009年2月25日,澳门特区立法会经细则性讨论和表决,高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广大澳门市民在立法过程中所凝聚和展现出来的爱国爱澳情怀,成为澳门特区持续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财富。其次,澳门的爱国传统通过爱国社团不断传承,紧密连结了社会基层。无论是在澳葡政府时代,还是在回归后的特区政府施政下,澳门的社团反对殖民统治,拥护“一国两制”,代表基层反映社会民生问题,保障居民社会权益,帮助弱势群体,为政府和基层民众沟通发挥了桥梁作用,使澳门社会得以和谐稳定。同时,特区政府也积极通过与社团合作,在澳门社会开展《基本法》教育,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开展澳门和祖国内地的人文交流,深化社会基层对祖国的情感,将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传承下去。第四,爱国教育和国情国史教育使青少年国家认同远优于香港。澳门一直以来重视青少年的爱国教育。首先,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澳门特区开展国情国史教育及爱国爱澳教育奠定了制度基础。2006年,澳门特区政府修订了《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将“爱国爱澳”、培养对国家和澳门的责任感确定为教育总目标,从立法角度将民间的自觉行动转化为法律订定要求。2011年公布的《非高等教育十年规划(2011-2020)》也将“爱国爱澳”纳入教育方针和落实方案。其次,澳门特区中小学一直以来都较为重视国情国史教育的延续与发展。有教育学者认为“现在澳门传统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比内地在某一程度上还要深厚和丰富”。虽然澳门在历史教育没有统一教材,允许学校根据需要选择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的不同教材。2016年以来,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开始编写专供澳门地区使用的教科书,在品德与公民的教材编写中,内地与澳门的老师专家都有参与,双方的观点也达成平衡。因此,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澳门学校选择使用。同时,在课堂外,澳门教育暨青年局推动了全澳学界升旗仪式、促进学校爱国爱澳教育资助等爱国爱澳教育的工作项目,帮助青少年了解国家发展,增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第五,澳门青年的生存状态及对未来的预期与香港青年不同。2006年,澳门特区政府在《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内,实施15年免费正规教育。澳门青年中学毕业升读大学的比例近年来始终高于九成以上。澳门社会失业率从2009年的3.5%下降至2018年的1.8%,就业不足率从1.8%下降至0.5。在充分就业环境下,澳门青年就业的选择空间和成长空间都相当可观。同时,青年就业收入也不断增加。2009年大学毕业的澳门青年薪酬约为8,000澳门币,而2018年这一数字则约为15,000澳门币。虽然面对不断高涨的楼价,澳门青年也有巨大的压力和无力感,但大部分青年仍相信可以通过努力改善生活和向上流动。研究调查显示,澳门青年普遍有强烈的社会安全感、幸福感、信任感和满意度,持续三年有超六成的澳门青年表示感受到较为强烈及以上的安全感。同时,在特区政府的引导和内地的交流中,越来越多的澳门青年也意识到祖国在科技等各方面的强大发展,个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澳门和祖国的发展与联系。在香港,特区政府未全面实行15年免费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非常市场化。基础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的分配较为不均,教育素质也难以看齐。香港青少年在接受基础教育时便因为这种不均,开始了社会阶层的分隔。虽然近年来,香港政府将本地青年接受专上(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从早前的两成提升到七成左右,但是社会阶层固化并不再因教育而改善。近年香港经济过度依赖地产和金融,产业结构单一和空心化,新创造的高技术就业机会更加有限,使更多新毕业的香港青年只能流向低技术职位。虽然香港也实现了充分就业,但专上学历在职贫穷却增加。根据香港政府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港贫穷率为20.1%,平均每五人一个穷人,九年来最高。当中2.7万人是具有专上教育程度的在职贫穷,半数是30岁以下的青年;儿童贫穷率也高达17.5%。社会阶层固化,低阶层青年即使努力工作也无力改变贫困,使他们丧失了希望。第六,特区政府落实“改善民生”为主的施政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澳门的社会矛盾。澳门在第一、二届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实现了澳门经济飞跃发展的神话,财政盈余也不断丰富。2008年,面对金融海啸的冲击和本地居民消费疲弱,时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提出“现金分享计划”,通过政府直接派钱,达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协助澳门居民对抗通胀等目的,到2019年“现金分享计划”已连续进行12年。第三、四届澳门特区政府更逐渐把“改善民生”作为施政的主调之一,并进行落实。虽然澳门民众对楼价、医疗、交通等深层次问题也有诸多怨言,但澳门特区政府持续优化双层式社会保障、社会援助和社会福利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充实惠民措施。社会财富的二次福利分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澳门社会发展的矛盾。目前,澳门社会保障覆盖全澳市民;经济援助、弱势家庭特别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经济困难学生等津贴逐年提升,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15年免费教育、非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津贴也减轻学子和家庭的负担。以2019年为例,澳门特区政府对全澳门约67万居民的经济补贴和成果分享支出约为187.47亿澳门元。反观香港,其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特点是低水平、窄覆盖,强调为社会中最不能自助者,如最穷困、年老和伤残人士等提供帮助。到目前为止,香港还没有建立起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作为香港社会保障主体的综合保障援助金的领取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偏低,能够享受公屋福利的居民也局限于收入较低的居民。虽然香港经济因地产和金融行业而支撑,但其它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大部分青年并未能分享到香港发展的红利,反而因为地产和金融的拉升作用,生存状态日益下降。香港特区政府也未能在社会发展不均、贫富差距加大之下改进社会财富合理二次分配的福利制度,改善香港的民生状况。综上所述,虽然澳门与香港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但回归20年来,澳门特区在传承“爱国爱澳”核心价值、重视历史教育和国家认同、落实“改善民生”、推动青年向上流动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实现了澳门社会的安居乐业、稳定繁荣,成功的践行了“一国两制”的科学设计。虽然澳门在社会发展中也有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社会大众普遍看好祖国和澳门的未来发展。相信抓紧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用好用足国家给予澳门的政策,可以成就澳门社会的繁荣和稳定,谱写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而香港的这场骚乱,暴露的是香港社会长时间未被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包括政府运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以及相关税收;政府高层官员缺乏政治担当,习惯于不作为;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社会阶层固化,低阶层青年没有发展希望和空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福利制度不足等。而这些问题,正可以在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寻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希望香港社会可以尽快平息骚乱,以理性开放的态度,正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时代机遇,善用“一国两制”赋予的优势,分享祖国发展的百年机遇与成果,再造辉煌。